声，庞主任自己也笑：“确实，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优秀。1977年第一次高考的时候，我也没考上。后面能够一路走过来，除了我自己工作确实认真之外，主要就是物以稀为贵。”
“当时公社急着要一个笔杆子能顶上去当秘书。其他人都走了，就剩下我一个。国家政策又是优待下放知青，所以才轮到我去当秘书。”
“后面情况也差不多，从考函授大学，到后面被县里要走，这个知青的身份都帮了我大忙。”
“回想起来，当年我的同龄人们，我的高中同学们，比我优秀的实在太多了。可他们的环境里头，大家情况差不多，所以显不出他们来。”
“我运气好，被显出来了，得到了组织的培养，才一路走到今天。”
他语重心长道，“诸位也一样。相信你们，在新加坡也能工作的非常出色，但是你们周围都是出色的人才。想要升职，很不容易。”
“可你们学成归来了，就是优秀的海归人才，我们给你们的舞台，又不一样了。所以——”
他手往前伸，做了个欢迎的姿态，“我们真诚地期待大家，学有所成，学有所归。”
作者有话说：
[让我康康]我在调整大纲，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后续？[化了]我会努力不坑的。晋江的榜单跟成绩挂钩，因为成绩差，这篇文大概率以后都不会有榜单，我应该也不会再申榜，毕竟一次接一次的失望，太伤人了。
我们的约定：希望她身后不是空无一人。
王潇想拱手，说一声佩服。
大概是因为这个时代没有手机录音拍视频，也没有自媒体平台，不用担心被断章取义或者过度解读，现在的官员是真敢说呀。
有些话，放在她穿越前，但凡政府官员敢在人前这么说，那他（她）绝对完蛋了。
也对，手里没把米，唤鸡都不来。多年前，主席他老人家就点明了，说漂亮话没用，你得给人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礼堂里的骚动声倏然升起，又渐渐渐渐落下。
方书记忽然抬手示意王潇上台：“正好，这位是五洲国际集团的王总，也是推动你们去新加坡培训的牵头人，你们都是学半导体的，不妨听听她的想法。”
五洲国际集团对于应届生们来说，实在不算一个陌生的名词。
在这个看到飞机飞过天空，都会有一群人伸长脖子张望飞机的身影的时代，金宁人早就对飞机麻木，甚至觉得吵，得归功或者说归咎于五洲货运公司。
那一趟趟飞机来来往往，运的是货吗？不不不，那都是大把大把的钞票。
不少毕业生立刻挺直了身板，好奇地张望，想看看周围传说中的王总，究竟是何方人士。
哇！好年轻啊，看着不过二十来岁，跟他们差不多年纪，最多大几岁的模样。
但是，他们又清楚地明白，大家一起走在大街上，谁也不会把她和他们归类为一群人。
人家身上完全没有局促与迷茫，有的全是掌握全局的自信和举重若轻。
啧，他们有没有一天，也能变成这般模样？
理工科的女生少，半导体相关专业的女毕业生更少，能够被新加坡公司看中的少之又少。
这一百位毕业生中，只有两位女生，看着王潇的眼睛，简直变成日本漫画里头的星星了。
王潇接过麦克风时，触到金属外壳上的汗渍——看样子，领导们同样紧张忐忑，哪怕礼堂里开着空调，依旧是一手的汗。
她抬头望向台下，百来双眼睛里浮动的，有期待，有亢奋，有躁动，有迷茫，它们组在一起，就是如窗外烈日一样火热的青春啊。
王潇的心都跟着柔软雀跃起来，她开门见山：“我不跟你们说漂亮话，也不会骗你们外面的世界很可怕，事实上，新加坡的半导体工厂能给你们月薪两千新元，可能还有加班费。”
台下响起窃窃私语，有人快速心算汇率，后排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。
理论角度上来讲，当初新加坡公司来招人的时候，他们就应该知道自己的薪酬标准了。
但理论与事实存在巨大的差距。
一方面，1994年的大学生基本都处于毕业分配的状态，绝大部分人报到之后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才能搞清楚自己究竟能拿多少钱。
另一方面，就是不敢问，怕给人家新加坡公司留下不好的印象，然后人家嫌弃他们市侩，直接不要他们了。
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可笑？哪有人不是冲着工资去工作的呢。
可这工作地点，是放在新加坡呀。
看看大使馆门口排着的长龙，看看1994年多少人连夜排队，花大价钱，只要能出国就行——
“去新加坡工作”这个短语含金量，便可而知。
说句夸张点儿的话，哪怕不给他们工资不给他们工作，只把他们办到新加坡去，大学里照样会有一堆毕业生如潮水般涌过去。
所以两千新元的月收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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